Tag: 家庭友善措施

1. 那些月入低於10,000港元的受訪者的「護理成本指數」是月入30,000港元或以上的受訪者三倍，這顯示出低收入家庭照顧上的開支壓力十分龐大。

受訪者月入	「護理成本指數」
低於$10,000	47.7%
$10,000 – $29,000	41.9%
$30,000或以上	16.1%

2. 工作場所享有友善措施的照顧者所感受到的「護理成本指數」較低，這顯示這些措施有助照顧者較積極的看待照顧成本，並舒緩他們離開職場的迫切性，從而避免影響到其財務狀況。

受訪者工作場所是否有照顧者員工友善措施	「護理成本指數」
沒有友善措施	43.2%
有友善措施	35.1%

3. 不同受訪者在聘用家庭傭工上感到的額外負擔亦可反映在其「護理成本指數」上，以下數字顯示不同人士的負擔差異可達三倍之大。

受訪者就家庭傭工而引至的主觀額外負擔	「護理成本指數」
有感到額外負擔	56%
沒有感到額外負擔	18.2%

研究總結及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照顧家庭往往令照顧者帶來財務及就業上的影響，其中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尤其嚴重。

家庭傭工對照顧家中長者有一定的幫助，但並非所有照顧者都能夠承擔聘用家庭傭工的開支，而且家庭傭工在照顧長者的技巧上也有參差，研究報告建議政府為家庭傭工進行有系統的訓練及質素檢定，除了保障傭工的職業安全，亦為照顧者提供有質素的傭工照顧家中的長者。照顧者需要有足夠的社區及家居照顧服務才能安心將年長家屬留在家中照顧，真正達到「居家安老」的理想。

研究報告亦建議政府可提供更多資助予低收入家庭，例如補貼他們聘請家庭傭工。此外也建議政府應推行更有系統的社區服務，好等長者及照顧者更有效的接觸到這類訊息。研究最後建議要更積極的推廣職場照顧者友善措施（特別是彈性工作安排），好使到照顧者能適切的為家中長者提供照顧之餘亦可以繼續留在職場，維持穩定的社會勞動力及建構一個關愛的工作環境。

放有薪假	29.0％
減少工作時數	25.8％
採取彈性工作安排	20.9％
辭掉工作	19.5％
放無薪假	15.0％
提早退休	14.2％
拒絕新工作機會或晉升	12.2％
開設居家企業	8.0％
增加工作時數	6.7％
做多一份工	4.7％
被解僱，被終止或被要求辭職	3.5％

受訪的聚焦小組成員特別提到彈性工作安排可以幫助他們履行照顧責任，例如陪伴親人看醫生，或者在緊急情況下可隨時離開工作地點。但不是所有受訪者都那麼幸運可以享有這些職場友善措施。 由於照顧上的需要，他們要減少工作時間，並拒絕工作或晉升機會，這不僅減少經濟收入，還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前景和長期福利。一些受訪者選擇提早退休或辭去工作以照顧年老的家庭成員，他們承認如不必照顧家人，他們是會繼續工作的。

職塲照顧者友善措施

有外國的研究顯示職場照顧者友善措施（例如彈性工時、照顧者假期等）皆有效的減少在職照顧者員工流失、缺勤、告病假及精神壓力，並有效提高他們的工作滿意度。 現今很多國家都支持於工作場所實施照顧者友善措施。 香港近年才立法男士可享有三天侍產假，但針對照顧年長家庭成員的類似政策卻仍然欠奉。

本地仍缺乏職塲友善措施

職埸上的友善措施可分為「正式」員工福利，及管理層行駛其「酌情權」而給予下屬的「非正式」寛鬆措施。港大電話調查顯示香港「正式」的員工友善措施以「恩恤假」最為常見，縱使部份機構有給予員工一些酌情措施，整體來說本地照顧者員工並不普遍享有這些福利。

	「正式」員工福利	「酌情權」/「非正式」措施
恩恤假	30.8%	8.5%
彈性工作時間	7.6％	18.4%
有薪照顧假	6.9％	3.0%
無薪照顧假	5.2％	6.3%
兼職工作	5.3％	7.4%
重返職埸安排	5.3％	8.3%
在家工作	3.2％	5.3%

不同行業與工種給予照顧者員工的友善措施都存在差異，被訪聚焦小組成員分享了不同上司鼓勵或防礙他們履行照顧責任的態度。一些被訪者認為外藉管理人員和僱主較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並對有家庭照顧責任的員工表現出較多的同理心。可喜的是有被訪者提到其任職的本地機構已開始推行家庭友善政策。 另外有被訪者指出在其任職的跨國企業，香港分公司並沒有採用其總公司的照顧者員工友善政策。

工作場所有提供友善措施的照顧者可以利用這些安排來平衡工作和家庭照顧的需要，他們提早退休的機會也較少。 

	請有薪假期	彈性工作時間	提早退休
受訪者工作場所沒有寬鬆措施	18.8%	15.2%	20.7%
受訪者工作場所有寬鬆措施	35.9%	24.5%	11.7%

受訪的聚焦小組成員指出職埸友善措施有助於他們履行照顧職責、緩解照顧上的壓力、還可以保持財務安穩。然而，部份被訪者對使用任職機構的寬鬆措施有所猶豫，他們始終擔心請太多假會導致上司對自已產生負面印象，這種擔憂可能驅使他們提早離開職場。

當我看到媒體的報道後，深感難過，讓我想起早前一套電影「一念無明」，故事情節與這宗慘劇非常相似，個案活生生的呈現在眼前，令人惋惜。更可惜的是，今年最少發生三宗同類個案，照顧者因為要長期照顧病患家人，在缺乏支援和面對巨大壓力下，最終選擇傷害自己和家人，走上不歸路。

慘劇一再發生，意味着社會對照顧者的支援不足，提供給照顧者的服務存在着不少改善的空間。現時政府的政策主要針對病患者，對於照顧者而言，似乎沒有給予太大的支援。當照顧者感到莫大壓力，或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可能不知如何或從何處得到協助。我們現時是有逼切需要檢討現行的政策，給予照顧者更多支援。

無論患病的家人是長者、兒童或是殘疾人士，照顧者往往會不辭勞苦，竭盡全力地照顧他們，很多時會忽略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當他們感到疲累和氣餒時，如果沒有適當的方法和途徑去尋求支援，舒緩壓力，只會令問題越來越嚴重，令家人得不到適當的照顧，而自己也甚至受到精神困擾。所以，照顧者要先好好照顧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顧患病的家人。

需要工作的照顧者，如果僱主可以因應其家庭崗位，為他們作出適當調配，實施較靈活的工作方式或常規，例如彈性上班時間，讓他們可以在工作與家庭責任之間取得平衡，對要照顧患病家人的僱員來說，確有莫大的幫助。香港的《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保障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責任的人士，在受保障的範圍，包括僱傭、教育及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不會因為其家庭崗位(即家庭責任)，而受到歧視或不合理的對待。

要達至上述理想，政府必須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還需要在精神情緒上提供一個全天候廿四小時的支援網絡，好讓處於壓力「爆煲」邊緣的照顧者能隨時得到協助。政府必須透過各種正規支援服務去建構一個以鄰舍為本的支援網絡，好讓照顧者知悉「梗有一個同路人喺左近」，不論是尋找別人傾聽心聲或是協助暫代照顧小孩/長者，重點是有個願意「聽我訴苦」的對象！

隨着香港人口老化，無論是病患者和照顧者服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如果社會不好好正視和處理這個問題，日後出現的情況只會更為嚴峻。到時不單是要照顧原來需要照顧的人，連照顧者也成為額外要受照顧的另一批人士！

隨著人口老化，家屬護老者的數目也隨之上升，但有質素而又可負擔的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卻未能滿足家居照顧的需要，家屬照顧者所要面對的問題實愈來愈嚴重，無論公營或商營機構都要面對員工成為家屬照顧者後所帶來對工作的影響。在香港這個以商業利益掛帥的社會中，任何人提出這方面的討論，很快便會被商業經濟利益為主導的意見所蓋過。

外地有研究顯示職場上的「家庭友善措施」對機構的財務表現並不存在明顯的影響（不論正面或反面），但實行這類措施卻為員工提供了平衡家庭與工作的一個選擇。香港僱主或政府如只將這問題簡單化為商業或運作成本的考慮，實在是欠缺長遠人力資源的規劃，也漠視了僱主應付上的社會責任。

香港大學最近發表的研究顯示大約有20%的護老者曾因照顧家中長者的緣故而辭去工作。這除了反影社區照顧服務未能解決護老者在家照顧的問題外，也顯視出本地僱主僱員在這議題上的取態。

一般香港打工仔的心態都認為要盡力在職場上拼搏，目的是要得到合理的待遇，但何謂合理的待遇，本地員工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員工所享有及所期望的實在有很大的距離。

有一位在跨國企業工作的朋友說她在母公司工作的同事很注重家庭，母公司所在地也提供很多家庭友善措施給員工，但在香港分公司的員工便不能夠享受同様的福利了。

英國有法例規定員工在同一機構工作達26 個星期便有權要求彈性工作安排(https://www.gov.uk/flexible-working/overview)，所謂彈性工作安排可包括工作地點，例如家居工作，又或是兼職工作、彈性工時、輪更工作等等。

在缺乏彈性工作安排的情況下，香港的打工仔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疲於奔命以外的選擇便可能是在這兩者中選其一。經濟環境許可的便會利用家庭傭工，或者購買私營的到戶服務去照顧家人。假如經濟環境不許可的話，便會處於兩難之中，一些低技術的勞工甚或要選擇放棄自己的職業留在家中作全職照顧者，又或是縮減工作時數以應付照顧上的需要，但這正正會令到他們的經濟情況更形緊拙。

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員工可以在工作或照顧上有得選擇，香港人近年有句俗語「有得揀先至係老闆」 ，而這抉擇是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因為法例上或經濟上的限制而作的Hobson’s choice。一個四五十歲在職場上拼搏多年已累積一定經驗的人要毅然退出職塲，對員工及僱主都是一個損失。

確實越來越多機構「講」家庭友善措施，但實際推行起來又有幾多措施可以幫到普羅員工的需要？某些本地機構提供給員工的家庭友善措施包括「領養子女假期」，實際有需要申請這類假期的員工有多少呢？根據社署的統計， 2017年截至6月止有關領養服務處理中的申請為174宗，等待領養兒童的數目為75位。

另一方面根據香港政府2011年的統計，大約有79萬5千居家長者有一種或多於一種的長期病患，而當中大約有70萬位需要長期接受藥物治療。以家中有一位長期病患的長者為例，一年四次覆診是免不了的，每次覆診用上半天（或大半天），還有覆診前或後的各類檢驗，如長者患有多於一種慢性病，那需要用上的覆診時間可以是按倍數計，還有一些意外或急病等等，除非那長者認知及身體機能仍支持到自己去求診，否則家人陪伴求診都是常有的事，也部分會依賴外傭或陪診服務 (但不是所有家庭有外傭、享用到資助的陪診服務或經濟上可以支付市價的陪診服務)。其實家人的陪伴除了保障求診過程中的安全，也有助家人了解病情及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在香港絕少聽到有僱主給予「照顧者假期」，員工需要照顧家人有時，都要選擇用自己的年假或無薪假期去應付。最近有一間本地銀行增加了員工的年假數目，引來傳媒的一陣頌揚，年假多了，大家都開心，對有家庭照顧需要的員工來說，也是一項德政。

其實員工申請用自己的假期去照顧家人（特別是一些突發的事情），也有其難處，碰着有體恤的上司，員工便可以較為安心放假去應付各樣照顧上的需要，不幸遇着不理解的上司，縱使批了假員工還是要看面色或者心驚膽戰的離開辦公地點。又有些情況是公司的工作（工作量或工種，例如教師、醫務人員、甚至是行政人員）令員工根本走不開，縱或有體恤的上司批假，對有強烈責任感的員工來說，也可能感到不好意思。

基於其性別及職業崗位，員工對家庭友善措施的看法也很不同，外地的研究顯示一些職位較低的婦女甚或職位輆高的員工也會擔心公司高層對照顧者員工存有偏見及影響晉升機會。也有一說法擔心如果婦女（婦女在大部份家庭中擔當照顧者的職責）可以享用更多的家庭友善措施，結果將會窒礙婦女在職場上晉升。但有了這些措施，起碼她們便多一個選擇，況且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男性也需要肩負起照顧上一代的責任。

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如果更多的員工需要留在家中照顧長者，勞動力緊張的情況將更加嚴重， 政府的輸入外傭政策似乎是企圖重複七、八十年代的政策，當時經濟起飛，大量婦女出外就業，從此外傭便彷彿是協助處理家務及照顧小孩的理想方案，但照顧長者方面，外傭是否一個最理想的解決方法？其實外傭的職責及能力也很有局限。雖然照顧母親的壓力十分大，也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但文章開頭的阿珍仍然堅持一個信念，便是家人的照顧是最好的。

照顧者員工期望的是有更多的工作及照顧模式(例如本文未及討論的社區照顧服務)去選擇，還有僱主／上司多點體量。要在香港推行家庭友善或彈性工作措施，實在需要社會上各階層（政府、僱主、員工）更多開放及深入的討論，在人手調配、工序安排及各方面都跳出舊思維才有希望有顯著成效。外國經驗告訴我們，縱使有這類措施的存在，現實上並不是每一個員工都會提出這種家庭友善或彈性工作要求。僱主與員工在過程中也需要作出適當的溝通及協調，使到企業在保留有經驗的員工之餘也幫到員工顧及家庭的需要。